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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生豬產業走到了需要改革的路口

發布者:振超網業 發布時間:2015-6-5 閱讀:2040次 【字體:

     

    生豬產業15年祭,應當升華為一次產業總結與反思。政府預期的平衡難來,價格波動的規律詭異,什么時代是產業穩定的時代?然而,回眸15年走過的歷程,我們并不都是沮喪,生豬產業的可持續發展之路,正在左沖右突你來我往的拼搏中鋪就。我們也似乎嗅到了在“中國夢”的慶功宴上“紅燒肉”飄灑而來的香氣。

  也許大家很痛苦,但我們是探路者。

  一、生豬產業發展新需求——合作化養殖

 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新聞點是經濟、政治及安全一起被關注。雖然會上沒有直接探討生豬產業,但生豬產業確實已經不能僅僅停留在經濟層面上去探討了。作為“安天下”的產業,養豬業成為資本角逐的戰場,同時又面臨可持續發展的考驗。

  改革開放以前,生豬生產實行計劃經濟,生產與價格是固定的,而且作為“副業”,農戶不能自由發展。改革開放后,生豬生產成為轉化糧食和剩余勞動力的致富產業。但由于養豬業與土地和勞動力關系緊密,生產上依舊穩定。近15年,跨入新世紀的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轉移,社會資本大量積累,養豬業完全不設防,三因素共同作用,使養豬業成為吸引社會資本的首選目標,也成為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亮點。各級財政出臺各種優惠政策,鼓勵農民建設標準化養殖小區,鼓勵成立農民專業合作社,推動產業化經營。

  而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后,資本進入農業的速度更快,養豬業出現前所未有的發展局面。一是企業養豬發展迅猛,表現在工業企業大舉投資養豬;農業企業大力發展巨大規模全產業鏈;上市公司利用公募資金發展養豬。二是養殖環節的規模化水平大幅度提升。據農業部統計,年出欄50頭以上規模養殖戶生豬出欄量占總出欄量的比重由1999年的21.4%上升至2012年的67.9%。2007-2008年,生豬規模化水平年增長率達到7個百分點以上。年出欄500頭以上規模養殖戶生豬出欄比重由2006年的15%增長到2012年的38.4%。

  問題出現了,兩正相加出現的卻是負效應——價格波動異常,養殖效益下滑。導致一方面中小養豬戶紛紛退出,另一方面大型企業的發展也越來越艱難。大中小一起上,必定出現供大于求局面。該誰退出?大企業盡管發展迅猛,但據農業部統計,2012年萬頭以上豬場出欄量占全國出欄豬總量的比重僅為8.1%。市場上的數量和變量依舊是由中小養殖戶的自由進出形成。而從農業部對2008-2012年養豬凈利潤率分析來看,中等規模養豬為最高,其次為小規模,而散養戶和大規模養豬相對利潤率都較低。也就是說,中等規模養豬是當前最適合中國國情的模式。

  事實確實如此,在養豬行業,做大,并不等于做強。2013年雙匯在美國收購史密斯菲爾德公司的生豬業務表明,大企業覆蓋整個生豬產業鏈,直接影響企業壽命。發達國家概莫能外。就在清明節的前一天,“大康牧業”完成資產重組,而“高金食品”此前也決定出置生豬加工業務,轉投影視產業。A股2500家上市公司,涉足養豬產業的8家,2012年均出現利潤下滑,2013年有5家虧損。8家上市公司,截止到4月8日,平均市凈率只有3﹒1倍,而4年前還是4﹒3倍。
  我國生豬存欄量、出欄量和產肉量均居世界第一,現在,我們要做的是發展水平世界第一。怎樣做?很顯然,單靠大企業或小農戶都不行,必須走合作化道路。大企業不必放棄“全產業鏈”,但更應該倡導“全產業合作”;小農戶也不必放棄養豬,但要以合作社的形式形成“中等規模養豬”。在此基礎上,實現跨行業、跨體制的產業大聯盟。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發展養豬產業都沒有這樣的難度。既要發展大企業,又要兼顧小農戶,還要做出中規模。只有依靠創新體制機制,來啃下這塊硬骨頭。這是下一個生豬發展15年要解決的根本問題,也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要解決的根本問題。而養殖業面對環境、土地、就業壓力,承載經濟、政治、安全壓力,只有深化改革,讓不同主體所具備的政策、市場優勢實現互補,才能“做強”中國養豬業。

  二、生豬產業改革新方向——產業化經營

  農業產業化經營,這是個老問題,但對于養豬業來說,是個新課題。以往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主要是農村集體所有制企業,而今的養豬產業的龍頭企業幾乎包括全體制。國家、集體、個人,體制不同,路徑各異。而要在這些不同體制間建立穩定的利益平衡關系而不是松散的訂單制約關系,決不是稀松平常的事情。我們探索了幾十年,實踐證明,中國的產業化既不可能像歐洲那樣形成農場主自己的合作社,也不可能完全依靠美國式的大企業內部的全產業鏈。中國養豬業必須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公司加農戶”的產業化經營道路。

  中國國情是人多地少規模小,規模小就使得進進出出很隨意。這種隨意性,直接導致市場價格的波動。要通過龍頭企業的帶動形成穩定養豬模式。傳統的做法是企業直接與農戶簽定合同,更先進的做法則應該是企業與農民專業合作社建立產業化經營關系,雙方互相監督與制約,這對緩解企業壓力,提高產業化經營效率,壯大農村經濟實力和發展能力都極為必要。國家出臺了《農民專業合作社法》,農業部大力推動了農民專業合作社示范社建設,這都為產業化經營奠定了新基礎。但新生的合作社的發展水平低,對于多數企業來說,合作社更像是個擺設。然而,正是因為農戶的規模小,成本相對低,風險易分散,才成為當前中國養豬業的主力軍。現在要做的是盡快發展與改造這只隊伍,不僅要做出適度規模,更要實現持續穩定發展。核心是創新利益關系。龍頭企業僅靠收購訂單不是真產業化,即便收購價格“高于市場價”,但那時的市場價也許已然低于成本價了。

  企業與農戶之間,利益關系的基礎是什么?不是勞動力,而是土地!農民可以離土,但土地依然是他的權益。養豬與種糧一樣,都是通過對土地的利用而成為產業。農業產業化經營的穩定,只有通過實現農戶的土地權益,才能奏效。而目前生豬產業之“亂”,就是沒有發揮土地的制約作用。大量的工業企業進進出出,看上去可笑,實際上可怕,因為“醉翁”太多,他意不在酒,在山水之間也。目前的養豬業競爭,已由內部管理轉向土地資源占有。

  要穩定生豬產業,必須建立全新的土地控制機制,讓生豬養殖企業通過土地的利用而與農戶建立穩定的利益關系,又通過土地的利用與市場建立穩定的供應關系。今后的15年,養豬主體依然是企業與農戶,但兩者之間的關系要創新。按照《農村土地承包法》,國家實行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制度。所有占用農村土地養豬的企業,都應該因土地與農村集體建立起經營合作關系,都有責任因為產業的發展帶動農戶發展,乃至城鎮化建設。進入農業產業的企業,在從農業獲得利益的同時,要承擔起“四化同步”的責任。

  養豬產業化經營,不僅有橫向穩定的需求,還有縱向穩定的要求。“新希望”復制美國泰森模式,投資數億元建設了集種苗、飼料、獸藥、養殖、屠宰、食品加工于一體的現代豬業經濟產業鏈,最終目的是“由新希望來分配各個環節的利潤。”這個探索十分可貴,但這是個大工程,只有提升到國家層面去建設才能夠對于穩定產業發展起到作用,也才能惠及“新希望”自身。生豬產業化經營政策不應該是局部性區域性的,應該是對全產業進行關照的宏觀政策乃至法規。養豬產業是生產資料聚集的產業,又是加工流通活躍的行業,所有政策法規,只有全覆蓋,才能奏效。

  三、生豬產業改革新重點——科學化管理

  許多發達國家的現代養豬業經歷了百年歷史,形成了科學化的管理模式。丹麥養豬業很先進,得益于完整的管理體系與控制力。上有丹麥國家豬生產委員會管法規,下有丹麥養豬和屠宰聯合會管生產。聯合會就是農場主合作社,所有的養豬農場、屠宰場及所屬企業都是該會會員。聯合會的經費主要來自生豬屠宰稅和會員費。我們目前鼓勵發展家庭農場,希望形成同樣的產業能力。但丹麥的農場主是土地的主人,而我們的農場主是土地的租賃人,也就是說,農場主與土地的關系是不穩定的。這種國情,使得我國養豬產業必須依靠政府管理。

  現代中國養豬業管理的難點在于跨體制。改革開放帶來的新問題,就要用深化改革來解決。改革的立足點要站在城鄉一體化的大框架下,要兼顧企業發展與農村經濟發展,要維護農民利益與消費者利益。因此,制度設計是關鍵。15年來,政府管理的重點主要是通過發布監測信息,調控存欄出欄數量。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建立了農產品市場與生產信息監測發布機制,建立了生豬市場信息預警機制,雖然對當時的養豬業止損發揮了一定作用,但沒有建立產業穩定的根本制度。因為養豬業已經適應了“兩高一低”模式,就是用高存欄量和高出欄率來補償低效益。這是所有體制下都可以操作的。

  養豬業科學管理或者說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要有抓手,那就是土地。再看丹麥,他們正是利用土地來調控養豬的。法律上對農場的土地面積和農場主可擁有家畜的數量進行了限定,規定了農場土地面積與施肥量的比例。農場主要擴大規模,必須要有相關部門和機構對其環境效應評估后的許可。農場主進入產業除了土地限制,還要有“綠色證書”和從業經驗。養殖規范要求,飼料必須是本地產的大麥等原料,豬糞必須進行沼氣處理,等等。多種因素的限制,將丹麥生豬出欄量被控制在一個穩定的數目上。通過制定并落實嚴格的生產規程和環保規定,丹麥養豬業走上了可持續發展軌道。

  養豬業的科學管理,說白了,就是限制。這并不是反對改革開放,恰恰相反,這正是我們在改革開放中學來的先進理念。糧食生產有土地的限制,生豬生產也不是三產,而是間接一產,它同樣受土地、環境、消費的限制,不對生產環節加以限制,就是對資源包括糧食極大的浪費。何況,現在我國生豬產業已經到了由量的擴張向質的提升轉變的時期,不穩定住量,質的提升就沒有基礎。建立限制制度,是對全社會負責。

  對養豬業實行科學的產業化經營管理,需要整合一系列政策法規,建立管理體系。比如,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有關部門曾大力推行農民“綠色證書”制度。目前,又推出了一系列職業農民培訓項目。但要形成穩定的專業農民隊伍,必先穩定產業,讓產業形成人才需求,讓企業加入人才培訓。這是發達國家的經驗,也是我們“四化同步”的起點。

  規模化浪潮將提高對科學化管理的需求。發達國家規模養殖比例在80%以上,很少出現價格暴漲暴跌現象,就是已經理順各方責權利,打通了管理通道,形成了產業自律。近30年來我國生豬生產由于各種措施而使產量的增長率保持穩定,價格增長率卻出現了數次大波動。特別是2007年到2009年間的價格大波動,正是資本大舉進入的時期,它證實了產業管理的薄弱。目前,這種變動并沒有完結,政府應當抓緊建立[x4]科學的管理體系,實行養豬準入制度,將產業納入法制管理軌道,全面推動我國生豬產業管理現代化。

  四、生豬產業改革新看點——市場化服務

  供大于求,行情迷亂,何處有可靠信息?多年來,政府為了緩解波動,穩定養殖,實施了對規模化養豬的補貼政策,對豬肉的臨時收儲措施,對屠宰環節的改革與管理,對養殖環節效益的預警監控一系列改革措施。也許是環節不準,也許是覆蓋面有限,市場看到的效果并不顯著。下一步改革看點何在?那就是要在兩個層面上創新市場化服務體制機制。一是產業鏈內部加強服務機制創新,二是在政府層面加強對服務體系的完善。兩者互動,最終實現有規律可循的市場化運轉機制。

  產業鏈內部先要把農戶養豬穩定下來。有了土地制約,合作社穩定發展就成了養豬產業化的關鍵。丹麥并沒有合作社法,但有兩條準則已保留上百年了:一是社員不能買賣自己在合作社的份額;二是合作社不論土地多少實行一人一票制。社員必須把產品全部賣給合作社,不能討價還價。同一個合作社的所有社員享受同樣價格,年終二次分紅。不同的合作社企業之間的價格和分紅不同,取決于運營績效。而中國特色的養豬產業化,要將這種以人為本的合作制度與以土地為本的企業準入制度相結合,形成完整的市場化機制。原則是,農業產業的各項經濟責任和風險不應該只由合作社社員承擔,社會資本可以加入產業化經營,但農民有優先權來擁有農業企業。由于我們的企業不是合作社企業,必須深化改革來完成結合。

  信息服務是產業服務的主要內容。盡管信息滿天飛,但大家還是靠“奔走相告”,說明各級農業咨詢服務體系的機制有待創新。要建立由生產者自建自營、政府依法扶持發展的咨詢服務體系。丹麥的農業咨詢服務體系多是由政府部門、合作社和私人機構三部分組成的。政府的工作并不是收集發布信息,而是通過對咨詢人員提供工資以及運營經費給予支持,使這個體系的信息占到丹麥農民80%的信息來源。而政府的主要工作是從立法、行政管理等方面理順產業鏈上各環節的關系,形成可追溯的生產流通監管體系。

  這樣的政府扶持正是我們的企業所企盼的。比如飼料企業,主要原料是豆粕、玉米,為了規避價格風險,需要到期貨市場進行套期保值。但期貨交易資金對于農業企業來說是筆不小開支。雙胞胎集團2013年利用期貨市場規避飼料價格風險,為下游用戶讓利1億多元,大大減少了養豬戶的損失。但企業只有10%的原料在期貨市場上進行了套保。試想,如果有交易資金的扶持,必將惠及更多養殖戶。
  除了豆粕、玉米期貨,圍繞生豬產業穩定發展,我國的商品期貨交易所10年前就開展了生豬期貨的開發設計工作,2009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也首次提到“采取期貨交易等措施穩定發展生豬產業”。 期貨品種上市的條件是該品種具有價格波動巨大的特征。套期保值是通過遠期合約的買賣,轉移價格風險。但時至今日,生豬期貨的上市依舊沒有時間表。一方面我們發展質量不高,標準化水平、產業主體素質各方面不到位,使我國上市生豬期貨的條件確實還不具備。另一方面市場又認為,這十幾年來如果有期貨等完善的市場機制的發揮,是否在產量增幅平穩的情況下,價格波幅就不會出現如此大的跳躍?如今,產業步入深化改革期,隨著產業化經營程度的提升,期貨交易必備的條件必定得到改善。此時上市生豬期貨,彼時就是市場利器。給市場多少信任,就會得到多大回報。[x5]

  因此,政府要真的加大推動力度。要推動生豬期貨上市,以形成期貨現貨的價格聯動,起到期貨價格對現貨的指導作用;同時要建立養豬企業入市融資或費用補貼支持機制,支持龍頭企業參與套期保值。期貨、保險等現代化市場工具的運用,不僅推動養豬業現代化發展,也是農業現代化的重要標志。

  五、生豬產業改革新前景——社區化發展

  我國城鎮化發展的方向是,城鎮融入大自然,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一句“記得住鄉愁”,引發國人無數感嘆。山水能留住,鄉愁則是文化。中國有源遠流長的生豬文化,其消費本身就是人民的物質生活與文化生活美好的標志,它必然上升為“文化”。中國人在屬象上、在文學作品里、在民間手工藝創作中,都用豬來象征溫情安逸。吃著豬肉卻看不見豬跑,這就是鄉愁。現代化的養豬產業,要留住產業文化,這是產業發展的目標所在,也是城鎮化的目標所在。

  在發達國家,有許多專業化社區,其產業升級形成復式產業。如法國、加拿大的葡萄酒產區,丹麥、新西蘭的奶牛產區,荷蘭的郁金香產區等等,產業與旅游業乃至教育培訓業形成多層復式產業,社區也由此成為專業社區。一產帶動三產,產業帶動社區,社區形成文化。發達國家之所以農業發達,不僅產業實現了產業化經營,更實現了產區的社區化服務。產品不僅有品牌,還有地理標志。如丹麥養豬,要求飼料必須使用本國自產糧食。文化的影響力使人有追求。我們總是感嘆農村留不住人才,而人才是要靠發展留下來的,你給他建設了發展環境,他會永遠忠誠于家鄉,用自己的雙手建設家鄉。

  中國目前不缺乏先進的養殖技術,缺乏的是穩定完善的產業社區。城鎮化建設推進難,正是因為產業帶動性差。產業的不穩定,使城鎮化沒有支柱產業,形不成社區化服務,城鎮就只是一堆住宅。“招商引資”引來的多數企業與當地的關系就是政策利用關系,享受完優惠政策就走。它不是農民的產業,不是社區的產業。所以,企業在農村建得越多,農村勞動力剩余得越多。因此,要把產業穩定提升到社區穩定的高度去安排。尤其是養殖企業,不僅需要土地,更需要環境,只有通過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加入使之成為社區的產業,才能獲得成長。那種大圍墻一豎,與當地百姓無關的企業,是對社區文化的損害。因為完善的社區對產業發展本質上是一種約束,它特有的監督功能是企業成長的氧氣。

  社區化發展的核心是合作社的發展。各種形式的養豬龍頭企業不僅要與農民專業合作社建立產業化經營關系,還要與當地社區建立社區共建關系。這樣的關系才能使養豬企業找到發展根基。畢業于北京大學經濟學專業的陳生經營的“壹號土豬”幾年前走紅行業內外,他2007年進入養豬市場,2012年銷售額就接近6億元。他抓住了豬肉行業產業化薄弱這個軟肋,把傳統農貿市場的零售商納入麾下,又逐步把批發商收購進來。再發展下去,他自己也遇到瓶頸了,就是養豬的土地他拿不到了。所以說,目前我國生豬產業進入到“合作社時代”,再高明的“陳生”,如果不在公司“加”農戶上有作為,不在社區發展上做貢獻,都難以在農業產業上實現可持續生存。

  世界上有許多偉大的農業社區,他們的模式其實就是世界文化遺產。新西蘭政府因為奶農不同意,修建旅游公路的規劃繞開了牧場,結果,奶牛旅游更旺了;波蘭農民為了保持紅菜頭的風味與種植傳統,在供不應求的行情下依然不肯跨界種植和設施化種植,紅菜頭銷售價格卻依然穩定。這種產業精神,這種社區文化,無不令人敬仰。

  我們的產業,有悠久的歷史與文明;我們的責任,在追求發展中傳承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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